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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五篇

发布时间:2020-04-02 13:27:21 作者:新秘网 浏览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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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由新秘网热心网友为您精心整理的五篇流动人口矛盾纠纷精选范文,篇一,流动人口因其固有的流动性和松散性等特征而处于低组织化的状态,这非常不利于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也不利于本外地人口的社会融合,一、完善组织,打造流动人口三级自治网络,二、平安共建,打造流动人口安全工作的稳压器,三、多元共治,打造流动人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四、资源共享,打造流动人口自我提升的服务器,五、社会共融,打造流动人口融入路桥的润滑剂,篇二,一、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一)推进调解和谐文化建设,(二)加强多元化解工作宣传,(三)强化分析研判预测预警,二、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四)加强矛盾纠纷排查,(五)狠抓矛盾纠纷化解,(六)规范多元化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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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新秘网热心网友为您精心整理的五篇流动人口矛盾纠纷精选范文。其中第一篇是流动人口自治再提升助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第二篇是2019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要点,其他三篇分别是乡镇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几点建议,检察室矛盾纠纷调处调研报告,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及其处理,下面请您参考鉴阅:

篇一:流动人口自治再提升助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流动人口因其固有的流动性和松散性等特征而处于低组织化的状态,这非常不利于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也不利于本外地人口的社会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途径和方式,加快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为此,路桥区在建立区级新居民联谊会的基础上,将流动人口再组织化工作向基层延伸,在镇(街道)、村居层面建设流动党组织引领下的流动人口自治组织,力争流动人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助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形成新老路桥人共建共治共享共融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主要做法是:

一、完善组织,打造流动人口三级自治网络。建立“党建引领、联谊搭台、自管运行”的流动人口再组织化运行模式,“党建引领”即各镇(街道)建流动人口联合党组织,隶属于镇(街道)党(工)委,负责本辖区内流动党员管理和作用发挥;“联谊搭台”即建区新居民联谊会及各镇(街道)分会,以新居民代表人士为主体,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管运行”即在各村(居、社区)建“新路桥人自治管理促进会”(简称新路桥人自管会),原则上流动人口在300人以上的村(居、社区)建立新路桥人自管会,负责本区域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并在有条件的村(居、社区)在自管会中建立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开展活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截至目前,全区已建立联谊会镇(街道)分会5个,流动人口联合党支部3个,村级新路桥人自管会60个。

二、平安共建,打造流动人口安全工作的稳压器。一是参与基层平安建设。组织流动人口参与“平安路桥”建设,协助所在地党委政府及村居(社区)开展治安巡逻、出租房安全检查、流动人口登记等综合治理工作,提升流动人口平安参与率。二是营造流动人口安全环境。协助开展消防安全隐患、交通安全隐患等隐患排查工作,帮助流动人口整改身边安全隐患,努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加强流动人口各类安全防范知识宣传,提升流动人口安全意识。三是探索流动人口微格管理。按照“就亲、就近、就便”的原则,党组织、联谊会、自管会班子成员结对3-5户流动人口,实行“五必知”“五必到”“五必访”“五必报”“五必问”制度,打造流动人口“熟人社会”。截止2018年10月31日,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成员协助所在地党委政府及村居(社区)开展治安巡逻、出租房安全检查、流动人口登记、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300多人次。

三、多元共治,打造流动人口矛盾纠纷的减压阀。一是提高法制意识。吸收浙江晟飚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技能、浙江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光焰等优秀流动人口律师代表为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成员,通过微信平台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流动人口进行人身及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合法维权。联合区司法局、各镇(街道)司法所等部门每季度都深入企业、民工子弟学校、广场、流动人口集聚区等地组织开展法律宣传活动。二是掌控不稳定因素。充分利用流动党员、自治组织成员在流动人口群体中接触面较广的优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中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从而将可能爆发的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矛盾纠纷调解。发挥流动党员、自治组织成员在流动人口中威信普遍较高的优势,协助做好流动人口之间及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工作,协助稳控处置涉及流动人口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截止2018年10月31日,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成员参与调处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以及人身、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案事件10多起。

四、资源共享,打造流动人口自我提升的服务器。一是自我建设。定期组织流动党员开展红色主题活动,组织自治组织成员开展联谊活动,提升内部凝集力。加强与其他社会团体的交流和学习,提升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服务当地社会、服务流动人口水平。积极参与党委政府组织的各类社会活动,开阔服务视野,提升影响力。二是自我服务。针对流动人口经济实力较差、社会关系较单薄的现实情况,积极和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接,主动争取政策资源支持,为流动人口提供扶危济困、维权救急、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服务,真诚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效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由党组织书记、联谊会会长、自管会会长带头,积极开展“走亲连心”活动,走访本辖区、本单位的流动人口,结对3-5户困难流动家庭。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要求,实行“一窗受理”“流动党员代跑”等制度,组织流动党员开展轮值服务。三是自我学习。一方面,依托区社会主义学校、“同心新居民大讲堂”等平台,联系各类业务拔尖人才经常性地为流动人口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专题讲座,不断提升广大流动人口的职业技术能力,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依托区图书馆、新台州人书院、镇(街道)新居民图书阅览室等阵地,举办流动人口培训班、读书日、开展征文比赛等形式,提高流动人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今年以来,各级自治组织累计开展防溺水宣传、禁毒宣传、消防安全宣传、义诊等活动20多次,服务流动人口150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

五、社会共融,打造流动人口融入路桥的润滑剂。一是助推中心工作。引导和教育广大流动人口主动将路桥作为“第二故乡”,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多城同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平安路桥”、招商引资等中心工作,主动为家乡与路桥的人才、资金、项目交流搭建桥梁渠道,以实际行动服务路桥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参加民主议政。积极推荐一批表现突出、实绩突出、群众满意的流动人口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目前有全国人大代表1名,十九大党代表1名,区人大常委1名,区政协委员3名),并组织具有一定议政能力的流动人口代表人士旁听各级党代会、“两会”等重要会议。组建流动人口圆桌议政队伍,围绕有关新居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召开流动人口圆桌议政会议,及时与相关部门开展对话并反映情况。三是服务社会公益。组织流动党员、自治组织成员和广大流动人口发挥人才、技能优势,主动参与“送科技、送文化、送教育、送医疗、送法律”等各类主题社会服务,引导广大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慈善募捐活动,为构建“和谐路桥”献出力量。

篇二:2019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要点

全乡多元化解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中、省“枫桥经验”纪念大会精神及安排部署,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材、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为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一、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发生

(一)推进调解和谐文化建设。将调解文化与依法治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打造调解文化大院、调解文化小区、调解文化广场等基层文化阵地,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加强多元化解工作宣传。落实“谁调解谁普法谁宣传”,3月开展“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多元化解矛盾纠纷”集中宣传周活动,融法治宣传教育于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过程,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基层群众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知晓率达85%以上,群众对所在村解决矛盾纠纷工作的满意度达90%以上。

(三)强化分析研判预测预警。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及其隐患源头风险评估及监测预警机制,强化预测预警预防。坚持乡镇每半月、村每月开展矛盾纠纷形势分析,及时预警、预报重大矛盾纠纷及隐患动态。持续开展“尊重生命关爱家庭”防范“民转刑”命案专项行动,加强“民转刑”命案等重大矛盾纠纷的预警防范,防止转化升级。

二、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四)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坚持村每周、乡镇每半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实现村排查全覆盖,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台账实。紧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坚”、“10+2大事”等重大行动及重点项目,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城、重点部位和重要敏感时间节点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排查,及时了解、发现、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

(五)狠抓矛盾纠纷化解。落实属地原则,全面掌握所在地矛盾纠纷发生、发展状况,切实化解在基层和初始。就地解决一般矛盾纠纷,及时排查化解初信初访案件,主动调处内部的矛盾纠纷,防止交织叠加、激化升级。持续开展重大疑难复杂矛盾“攻坚”行动,形成合力攻坚化解。持续推进“调解跟着10+2大事走”,加强精准扶贫、劳资、环保、征地拆迁、房产物业、集资融资、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突出矛盾分类分级专业化解,将化解的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末端。

(六)规范多元化解行为。依法明晰各多元化解主体法定职能职责,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诉讼等纠纷化解方式衔接联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导入处置机制。推广矛盾纠纷,探索在线调解、视频调解,提供便捷高效服务。按层级建立覆盖各类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工作微信群、qq群,推动资源整合,

三、完善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七)健全调解工作体系。实现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充实调解力量,加强中心户等调解组织建设。

(八)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及仲裁工作。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公开听证审理力度,完善行政复议调解程序。完善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民事解纷功能。依法培育和建立健全民商事、劳动人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等仲裁组织。完善仲裁调解制度,发展仲裁调解队伍,提高仲裁调解质量。

(九)加强衔接联动。对跨地区、跨行业或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开展联动化解。健全“公调对接”,实现驻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健全“检调对接”,实现人民调解组织进驻县级人民检察院全覆盖。健全“诉非衔接”,强化“诉源治理”,建立集诉论服务,诉调对接、诊许信计等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加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件藏机构等矛盾创给多元化解组织与法院的工作对接,实现人民调解组织进社县级人民法院全覆益。完善“访调对接",在信访场所设立派驻调解室,实现县以上行政区信访事项调解组织全覆盖。

(十)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法学会的组织优势,行业协会、各类商会的行业优势,仲裁、公证、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专业优势,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多元化解工作,形成多点、多级、多专业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鼓励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打造调解品牌和专业团队。

四、落实常态工作保障

(十一)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多元化解中心实体化、实战化建设,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专兼职人员队伍,坚持分级分类培训管理,建立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团队,建立信息员和志愿者队伍。推广建立专业化、社会化调解员队伍,完善人民调解员的任职条件、选任方式。更新多元化解组织、人员、专家库信息。

(十三)落实工作经费。将多元化解有关工作经费、司法救助资金、各类调解个案奖励等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及时拨付、发放到位。依法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十四)逗硬目标考评。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绩效考评办法,强化对重点基础、重大矛盾化解等工作成效的考评,注重对源头预防效果、进京非访治理“民转刑”案件化解成效的“倒查”考评。

(十五)强化督促检查。定期不定期、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开展督查。对因排查责任不落实出现漏排,以致重大矛盾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导致矛盾升级、蔓延或出现群体性事件等重大涉稳影响的实行“倒查”追责。

篇三:乡镇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几点建议

一、体制机制现状

当前,绥宁县矛盾纠纷愈发频繁,调解难度日渐增加,纠纷处理专业化趋势明显,但负有矛盾纠纷调解处理主体责任的乡镇人民政府,人员少,机制体制不健全,专业化人员严重缺乏,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做为负有行政处理决定责任主体的乡镇人民政府,竟然没有相关的工作部门,相关工作部门都被县相关部门直管了。人民调解体系没有真正建立,真正的人民调解组织全县几乎没有,上至县领导,下至群众,知道“人民调解”的人少知又少。没有由于行政体制的制约,乡镇矛盾纠纷处理管理可以说是“一锅糊”,谁肯做,谁能做,安排得了谁,就成了谁的义务责任。纠纷调处一直靠个别工作人员的责任感,靠个别人员的奉献精神,没有统一的体制机制。

二、矛盾纠纷类型及受理处理现状

乡镇矛盾纠纷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行政性纠纷,表现为治安矛盾纠纷、山林权属争议纠纷,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人事劳动争议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这类纠纷在调解未成的情况下,需要做出行政处理;二是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民事纠纷,这类纠纷在乡镇一般表现为赡养、抚养问题,婆媳矛盾、家庭暴力、家庭财产争议,相邻关系引发的通路通水通电等争议,以及牲畜引发的赔偿争议;三是重大突发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这类纠纷一般表现为死亡赔偿争议和群体性上访,要求解决一定诉求,该类纠纷一般是影响重大的稳定事件,乡镇政府会集中力量进行调处,不存在受理处理问题。

各乡镇矛盾纠纷受理处理情况,大致也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由司法所、派出所(包括驻村辅警)各自凭奉献精神自行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该种模式完全建立在司法所、派出所干警无私奉献上,重大突发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除外的矛盾纠纷由两所包干了,完全是人治模式。第二种由村委会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由司法所或综治办(综治专干大多由司法员兼任)工作人员再行调解,派出所按自己职责处理治安纠纷,非治安纠纷交由司法所处理。第三种分片区负责,由片长协调解决各类矛盾,需要重复调解的纠纷,以及重大复杂矛盾由司法所、驻村干部和相关部门参与协调解决。以上三种模式没有按法定职能明确职责,需要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纠纷,相互推诿,无人办理,久拖不决,造成当事人不断上访。

以上三种模式,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进行必将无法适应实际。三种模式都是以司法所作为矛盾纠纷调处的主体运行的,而新一轮改革之后司法所将无暇再专职于调处纠纷。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设计将进一步提升司法所作为政法机关的职能,司法所将着重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社区矫正)、社区戒毒工作、公共法律服务等职能。

三、几点建议

面对发生变化的新情况,老办法不再适应实际,建立新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迫在眉睫,根据实际和个人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理顺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督办制度。对属于矛盾纠纷的信访事项,由乡镇信访办受理登记,各部门具体办理,乡镇党委督办,信访办统一答复。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处理机制。

一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及时处理各自职能范围内矛盾纠纷,需要做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及时做出处理决定书(稿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做出正式处理决定书,杜绝各部门相互推诿。

二是真正建立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切实落实人民调解制度,做到人员到位,经费保障到位,培训管理到位。建立人民调解组织,选举成立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人民调解员,保障工作经费。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法院切实履行对人民调解业务指导的职责。乡镇建立矛盾调处中心,对矛盾纠纷进行受理、分派、督办,对辖区内重大复杂矛盾纠纷进行调解。

三是加强“三调联动”,做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效衔接,相互配合。建立法院指派人民调解案件制度,建立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配合与衔接,在行政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室,人民调解员参与行政纠纷的调解;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受理的纠纷,及时通报相关行政部门,由行政部门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调处不成由行政部门及时做出处理决定。

四是鼓励律师参与纠纷调解。落实政府聘请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律师参与调解纠纷制度,鼓励律师参与纠纷调解。

基层稳,社会稳,基层安定,天下安定,创新矛盾纠纷处理新机制,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篇四:检察室矛盾纠纷调处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个社会呈现出矛盾纠纷高发、利益诉求纷繁交错的态势,为了更好的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地乡镇检察室随之应运而生。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各乡镇检察室通过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深入乡村化解矛盾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基层检察室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现状

红星乡检察室自成立以来,在乡党委政府的配合支持下,与乡司法所一道建立健全了全乡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完善了调处工作网络。全乡共组建了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每个村、社区至少有一个调解委员会,共有多名调解员和信息员,实现了调解组织在全乡的全覆盖。检察室设立的几年来,全乡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多件,成功率达%以上,成功防止因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件涉及人次,成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上访件,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了萌芽状态,消化在了村和乡,有效的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及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数量。

二、调处的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特征

基层检察室参与调处的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有婚姻家庭关系、征地拆迁、土地补偿、邻里纠纷及村民委员会换届等,矛盾纠纷的内容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夹杂在一起,矛盾主体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夹杂在一起,大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夹杂在一起,普通群众的自发行为和个别人的别有用心夹杂在一起,极易发生群众体性事件,要做到妥善处置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对基层检察室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当前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基层调解员的素质普遍不够高。村和社区的调解员多数由基层干部兼任,调解矛盾纠纷主要依靠个人威信和工作经验,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把握存在着不小的偏差。

二是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还有待加强。当前农村的许多纠纷都涉及乡镇综治、集镇、房管、民政、劳保等部门,但这些职能部门基本没有参与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主要是检察室和司法所在唱“独角戏”,没有形成解决纠纷的全力。

三是基层调解员队伍不稳定。因为基层调解员几乎都是村社干部兼任,受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影响,其调解员往往也随之更换,调整频繁,严重制约了调解职能作用的发挥。

四是检察室人员紧缺,影响了工作的开展效率。红星乡共有人口人,辖个村个社区,检察室只有一名主任和三名科员,工作面宽量大,经常有人员抽调不过来的困惑。

四、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室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高认识,增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衔接。在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参与下进一步加强矛盾调处工作,正确处置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各类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二是稳定基层调解员队伍。与当地党委政府一道制定调解员选聘办法,改变调解员几乎由基层干部兼任的局面,将德高望重、懂政策法律的村民代表吸纳进村级人民调解员队伍交使之保持相对稳定。

三是加大培训指导力度,大力提高基层调解员业务素质。通过发放资料、以会代训和集中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手段,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自身素质,提高其对调解工作的胜任程度。

四是注重工作的统筹安排,科学合理的制定工作计划和方案,力争做到事半功倍。总之,乡镇检察室必须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服务大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篇五: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及其处理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55个少数民族,8个世居少数民族,总人口700多万,居全国第6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湖南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大量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涌入,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因为生产经营、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原因,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严重影响城市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城市民族工作,妥善处理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促进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城市少数民族一般可以按照其来源、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及生活状态分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城市新进少数民族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世居少数民族一般是指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城市有一定人口规模或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城市新进少数民族—般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城市,并拥有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非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少数民族。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途径与方式

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通过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婚姻嫁娶、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方式进入城市,这部分少数民族往往拥有城市户籍,并在城市长期生活定居,属于城市常住人口;有的在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但没有城市户籍,属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进入城市的途径与方式也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进城务工。这类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以青壮年居多。他们一般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适应性比较强。由于农村耕地少或耕地产量不高、乡镇企业不发达等种种原因,大量的青壮年成为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抱着改变自身经济状况和拓宽视野的想法,他们走出农村,到大中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大多是结伴进城务工,多半在建筑工地、搬家公司等场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此外,也有一部分人员通过亲戚或熟人介绍,从事城市居民不喜欢干的办公室服务、餐馆、娱乐服务或私人服务等工作,如售货员、招待员、清洁员、保姆等。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来自的地区各不相同,他们一般不表露民族意识,遵纪守法,处事谨慎,偶然遇到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事情,也多是忍气吞声,很少与人发生矛盾纠纷,相对而言比较好管理。同时,这部分人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做的脏活、累活,城市也正需要这些人,因而他们也比较受城市居民的欢迎。

2、特色经营。经营民族特色产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外省的居多,主要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甘肃、宁夏和青海的回族,西藏、四川的藏族和羌族。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以经营烤羊肉和卖葡萄干及切糕为主;来自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藏族、羌族,基本是贩卖药材、藏刀;来自甘肃和宁夏的回族,主要是销售牛、羊皮货;来自甘肃、青海的回族,大多是开设“兰州拉面馆”、清真餐厅。从经营形式上看,有固定经营式,如甘肃、青海回族经营的“兰州拉面馆”等,一般都租赁有固定的门面;有流动经营式,如贩卖葡萄干、药材和藏刀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沿街叫卖,没有固定的摊点。这一部分人员较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与城市工商、税务、市容、卫生等管理部门接触较多,显现出来的问题较多,民族意识也很强,出现问题时容易形成抱团,各类矛盾多,不便于管理

3、文化演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娱乐业、餐饮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单位或公司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民族地区招聘一些少数民族青年,推出民族歌舞表演,以吸引消费者。同时,城区建立的“民俗村”、“民族园”、“民族村”等之类的景点、酒店,将少数民族的民居、风俗、传统文化搬进了城市,并为此招收了大批的少数民族青年,进行歌舞、民俗表演。这些表演民族歌舞的少数民族,大多来自边远山区,有的甚至连汉语都不懂,对都市生活十分陌生,但集体生活和民族歌舞表演,很快就抹去了他们对城市的陌生,他们开始与本民族人员相互联络,逐渐的与城市居民交往,他们也成为了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人口一组成部分。

4、学习培训。一些单位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与城市有关单位或部门联系,安排本单位的职工进入城市进行短期的学习或培训,以期今后能更好的为单位工作。以学习、培训或挂职锻炼等方式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也是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一重要组成。这一部分的流动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知识分子占有一定比例,对于进城的目的较为明确,流动性较小。所以,他们平时以学习为主,与学习或培训单位中各族人员交往较多,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很少发生在他们身上。民族工作部门尽力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好在城市中的学习、生活等其他问题。

5、盲目流动。这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文化教育,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有的甚至有劣迹。他们跟随熟人,或结成团伙到处流浪,以坑蒙拐骗、偷窃扒拿为主。在外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中,个别人员贩毒、贩卖儿童以及偷窃,造成了城市居民对新疆来的维吾尔族人员存有一定的戒心。他们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造成了城市居民对进城少数民族人员的歧视,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难点之一。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走出山野,离乡别土,进入陌生的城市谋生存求发展,成为城市流动人口。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1、经济收入的明显差距。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认为,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高于乡村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一个适当的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中去谋求新的职业。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指数总是赶不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指数,导致了农业的比较利益明显偏低,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种粮收入少,依靠土地难以致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却相对较高。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驱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弃农离土,加入到进入城市的流动大军中。

2、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缩短了农时,减少了人力,创造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农民走出田间,从事多种经济经营、实现人口流动便有了可能。同时,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单位由原来的生产队转换为家庭,农民的身份也由过去被生产队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转变为“自由农民”,这不但使农民有了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还充分发挥了家庭中妇女、老人、儿童等半劳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度和自由度。

3、土地资源的日益匮乏。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水电工程建设的开展,以及退耕还林还草的逐步实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资源的减少,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必然对农村中的人口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不得不向非农产业和部门转移,进城谋生成为农民实现收入提高的必然选择。同时,随着国家对外来人口各种费用的不断取消,农民预期的流动成本大大降低了,但其预期经济收益要远远高于农村。相当一部分人口会离开家乡,流入城市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

4、相关政策的逐步宽松。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人口的自由流动,往往受到人为地限制。随着城市体制的改革,城市门户逐渐开放,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逐步松动,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束缚不断减少,这为农村人口比较自由地进入城市开展务工经商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

总的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遵循一般人口流动的普遍规律,具有一般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但由于这一群体的自身特殊性,也有着与其他流动人口不尽相同的一些特点。

1、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我省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全面铺开,“3+5”新型城市群建设的深入推进,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根据初步摸底调查,全省14个市州城区除了有常住少数民族人口48万多人外,每年还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5万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娄底、郴州等几个比较发达的城市。以长沙市为例,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全市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为6030人,1990年上升到17734人,2000年达48564人,2010年底又增加为7.72万人,比1982年人数扩大了十几倍。此外,外地来长沙从事经商、旅游等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平均10万人左右,全省驻长沙大专院校有少数民族学生4万余人。

2、民族成分越来越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制约人口流动的障碍逐步被消除,少数民族不断打破自我封闭的藩篱,纷纷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城市少数民族成分呈日益增多之势。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全省少数民族族别1980年“三普”时40个,1990年“四普”时上升到51个,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时达到55个。新增加的族别,大都是因工作、婚姻、学习或其他因素从外省流入的。以省会长沙为例,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全市少数民族只有25个族别,1990年上升到39个族别,2000年达46个族别,2010年又增加到51个族别,比1982年族别增加了1倍多。其他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分也明显增加。

3、居住地点相对集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然分散于各行各业和各个区,但往往又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感等原因,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较喜欢聚居,以家庭、亲朋好友为主或以同乡、同民族为主的聚居现象十分普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长沙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高桥、红星等大市场、高校周边及市内主次干道,株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集中在回民饭店、小型招待所、庆云小区等地。与同乡、同民族的人居住在一起,可以在生活上彼此照应,而且还可以在感情上相互支持,减少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同时,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往往会在居住地形成团体,出现问题时大家互相帮助。

4、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由于民族地区教育落后,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教育年限普遍较短,学历层次不高。他们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是少数,甚至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文盲或半文盲。根据对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调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4.27%,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20.51%%,还有6.42%的文盲。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就业层次不高,大多摆摊设点或从事临时重体力劳动和服务性工作。

5、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劳动技能不强。对长沙、株州、湘潭三市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接受过所从事职业技术培训的占3.33%、接受过其他职业技术培训培训的占12.24%、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高达45.99%。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在建筑工地、半机械化半手工操作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家公司、搬运站等场所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一部分人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如饭店、旅馆服务员、家政服务等。他们收入普遍偏低,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7.00%、1000-2000元的占46.84%、2000-3000元16.46%、3000元以上的仅占6.75%。

6、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省内少数民族的流动与传统节日和农业生产周期有关,大多在春节前后和春耕生产前后流进流出。省外少数民族的流动则与民族节日和气候季节有关。如新疆籍流动人口,大多集中在春耕以后到古尔邦节前,特别是国庆前后人数居多。每年7月底至次年3月底卖烤羊肉,每年8月底至次年3月底卖葡萄干。来自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藏族、羌族,每年10月至次年2月来贩卖药材、藏刀。来自甘肃和宁夏的回族,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来贩卖牛、羊皮货。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增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新问题,对民族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一)积极作用

1、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大规模人口流动潮的形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反映。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满足了城市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每年20多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进入,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因为学历不高、劳动技能不强、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生产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职业,还有的从事环卫、保洁、家政服务等市民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填补了城市劳动力空缺,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里从事经商活动,他们将本地方本民族的一些土特产品运往城市进行销售,促进了城乡商品流通,方便了市民生活。在如今的许多城市,处处可见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商品,诸如新疆维吾尔族的哈密瓜、牛肉干、葡萄干,西藏、青海、四川藏族的藏药、牦牛头,本省和贵州苗族的银饰,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商品市场,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方便。

2、增加了城市文化多样性。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进入,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集聚、交融,促进了城市文化多样性发展。各民族带有乡土气息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音乐舞蹈,在许多城市能处处感受到。具有民族风味的饮食文化,如回族拉面、维吾尔族烤羊肉串、朝鲜族冷面、苗家狗肉,与汉族的湘味、川味等竞相并存并存,与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交相辉映。在旅游景点的民俗村中,少数民族载歌载舞,争相展示本民族的传统舞蹈、音乐、民俗和礼仪,各民族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得到了促进,形成了城市市民生活中一道道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佳肴。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丰富了城市文化面貌,为城市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3、巩固了城市民族团结。城市的多民族化和文化多样性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是城市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改变了城市原有的民族构成,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特征,打破了地区和民族壁垒,使民族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与市民一起工作生活,使各民族间的交往更加直接、真实。在各民族频繁、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各民族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各民族间在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前提下,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民族团结不断巩固。

(二)消极影响

1、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一些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没有正常经营所必备的合法手续。作为“外来者”,他们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往往是临时租个门面,添置一些简单的经营用品,开张经营,不愿主动到当地有关部门申办手续,无照经营现象较普遍。而以沿街叫卖的经营者,为了做生意,他们往往置城市管理规定于不顾,选择交通要道和繁华路段摆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影响交通秩序和城市卫生。市容和工商等执法部门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

2、增加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当中多数人文化素质偏低,政策法规意识淡薄,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案件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劳动力过剩,进入城市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员,在找不着工作的情况下,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干起违法勾当,造成偷盗抢窃案件高发,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3、增加了民族关系协调工作的难度。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上有着差异,加上我们一些执法部门和当地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习俗、禁忌不大了解,因而在执法和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事情,而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往往影响较大。

二、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到来,在给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引发各种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1、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经济交往活动中有时候利益受损,要求补偿,常常会导致矛盾纠纷。还有受经济利益驱动,城市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商人为谋取不当利益,肆无忌惮地打着清真招牌出售非清真食品;一些生产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在不具备清真食品生产条件下,擅自生产、加工和销售清真食品;一些商场、超市对民族知识缺乏了解,按习惯做法归类和陈列商品,造成清真食品和非清真食品混放;一些宾馆、饭店没有清真餐厅、加工设备和专业人员,却为信仰伊斯兰教者提供清真饮食;一些非穆斯林业主加入清真屠宰业,不仅不按有关规定屠宰牛羊等牲畜,而且将大量注水肉、病害肉推向市场,这些问题极易引发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2011年5月5日,娄底市娄星区某公司煤场从煤炭经营人李某处购得6卡车煤炭,由12名宁夏的回民司机从新疆运送至娄星区。按照所签运输合同,共计应付运输款18万多元。但因收煤方与煤炭经营人在煤炭质量标准和价格上有异议,只同意支付16万元运输款。回民司机非常气愤,强烈要求按合同全额支付运输款项。通过积极协调和耐心说服,达成收煤方全额支付煤炭运输费181759元给回民司机的共识。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2、城市管理引发的矛盾纠纷。进城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申请领取所在城市个体经商执照,在城市的繁华地带无证经营,沿街摆摊,串巷叫卖,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并且装聋卖傻不听劝阻。当城管人员对他们进行执法监管时,他们则召集同行,以“汉族欺负少数民族”为由聚众闹事,有的还以割腕等自残手段相威胁,使事态扩大。一些从事餐饮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不办理营业执照和临时户口登记,不按规定进行卫生检疫、防疫等,当公安、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进行检查时,他们为了达到逃避检查的目的,或装作听不懂执法人员的语言,或采取暴力抗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城市行政执法人员,尤其是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的基层执法人员,不懂国家政策法规,缺乏必要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存在严重排斥和抵触情绪,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有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采取过激措施,执法不当,容易造成隔阂与摩擦。2005年2月,株洲市芦淞区城管队在钟鼓岭商业区整顿市容市貌时,决定对一家“兰州拉面馆”的占道经营进行治理,因执法方式不当,语言过激,争执中误伤了店主马某(来自青海的回族群众)。事后,当地的回族群众情绪比较激动,组织人到市城管局上访,围堵市政府大门。最后事件在当地民族宗教部门的参与下,才得到妥善解决。

3、触犯民族感情引发的矛盾纠纷。一些媒体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了解很少而引发的冲突。有些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等媒体为了争取读者观众,吸引人们眼球,将少数民族的一些奇风异俗作为卖点。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对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知之甚少,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了解不足。因此,在宣传报道中违背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感情,引发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媒体具有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使得此类事件极易在较短时间内扩散,导致事态扩大和升级。2008年第51期晨报周刊,在向广大读者推荐清真咖希穆餐厅时,误报餐厅有北方酱驴肉出售的信息,导致部分穆斯林到餐厅责骂其负责人,并扬言要砸店。后经我局及时与晨报周刊社进行沟通,晨报周刊社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晨报周刊2009年第60期上就此信息进行更正并向该餐厅道歉。

4、宗教因素引发的矛盾纠纷。在一些城市,由于世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多,清真餐厅、清真寺较少,更没有穆斯林的专用墓地,影响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正常生活,给他们开展宗教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在没有清真寺的地方,他们有的往往自发聚集起来举行宗教活动,甚至利用宗教教规私设场所,因违背有关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会与宗教管理部门发生冲突。另外,有的部门对民族政策知之不多,违反穆斯林的丧葬习俗,擅自将遭遇各种意外事故死亡的穆斯林的遗体火化。近年来,这些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的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1年9月,长沙县中南小学因规范管理,规定午餐时学生一律在校就餐,来长务工的青海回族穆斯林家庭有三个小孩就读该校,家长因学校没有清真餐而提出要求小孩回家就餐或自备午餐,但遭到学校的拒绝。后经我局协调和宣传,学校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同意该三名学生自备午餐。

5、民族歧视引发的矛盾纠纷。城市中部分当地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汉族居民,由于对少数民族特殊风俗习惯的不了解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至今仍抱有偏见,采取歧视的态度。许多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采取的方式是敬而远之,尽可能地不与他们接触、交往。比如,有些居民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的旅馆以种种借口拒绝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入住,有的酒店则以种种理由拒绝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餐,有的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承载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员。在就业问题上,一些职业介绍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不愿意为他们介绍工作。凡此种种,往往容易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导致矛盾纠纷的发生。

6、生活方式差异引发的矛盾纠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原有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本来就有很大差距,一些人到城市以后,没有积极适应城市,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而是继续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些是与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原则相背离的,比如围地而坐、不讲卫生、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酗酒打架、通宵唱歌等行为习惯,往往引起城市居民的极大反感,进而导致矛盾纠纷的发生。

三、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在沟通和交往中往往容易出现一些碰撞摩擦,产生各种矛盾纠纷。导致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的矛盾纠纷的因素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经济状况较差。来到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上也处于相对劣势,他们大都比较贫困,大部分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奔波,他们在城市中可以归类为弱势群体。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他们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力不从心。再加上他们的文化信仰与大众文化可能存在某些冲突,不能被大众所接受,这种不能被接受甚至被排斥的氛围致使这一群体产生了自卑感、挫折感和孤独感,他们迫切希望在经济上有所提高。同时经济地位的低下,也使得这一群体在发生重大事情时,不能考虑周全,他们大部分精力全部用在了提高自己的经济状况,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使下一代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上。工作上、生活上都不能很好的融入到社会当中,他们追求安全的需要就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安全需求,促使这一群体寻求避风港,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定的生活、社交范围,抱成一团。这种抱团行为使得这一群体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的机会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一群体和其他民族的隔阂,导致民族权利、利益方面的矛盾纠纷,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

2、文化水平不高。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城市化这样一种背景下,大量来自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流动到城市。进入到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不高,对城市的规章管理制度不甚理解,在言行上可能给城市居民造成负面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文化水平不高,也决定了他们接收信息速度慢,风险认知相对偏低。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坚决和境内外的敌对分裂势力做斗争,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人予以严厉的打击这样一种背景下,少数民族的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呈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即这些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少数民族发生风险行为的可能性偏大,文化水平与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呈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

3、社区融合度较低。社区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的载体,是发生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合度越高,就表明把自己做为社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愿意并经常和社区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沟通,当他们在以后无论是生活还上还是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就会找与他们生活贴近邻居、社区或者街道等相关的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而且在此时他们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孤独的个体,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子,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非常强烈。反之,社区融合度低,就表明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城市中的一个过客而已,认为城市并不属于他们,城市的发展与己无关,他们的社交范围狭小,只限于老乡、同族人员,这样就与城市形成了隔离态势。如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他们所住社区融合度低,那么他们对身边的人和事就比较漠视,形单影只,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体生活中都比较边缘化。他们在城市中缺少的不仅仅是物质,在社交和精神上都缺少城市的支持,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很低,那么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找社区等相关部门寻求解决,而是去寻找属于他们这一类的群体来寻求精神上的抚慰,如有共同信仰的本民族同胞或者群体,有共同境遇的群体。这些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容易被打着民族平等旗号的分裂分子或反动组织所利用,对国家对社会带来危害。

4、民族意识增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加强。近些年,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呈现出增强的态势。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民族自尊和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民族认同感是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与表现。民族认同感可以增强民族成员间的联系,使民族个体之间能够相互合作、相互帮助,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但当本民族与他民族群体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这种民族认同感就表现出排他性及盲目性的消极方面,影响问题的顺利解决。当民族个体发生矛盾纠纷时,由于潜在的民族意识中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认同和其他情境因素的作用,很容易在另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使个别问题上升到民族问题高度,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来湖南省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大量外来少数民族人员的涌入,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同时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种新形势,湖南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的新举措、新路子。2010年湖南成立了“来湘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各市州先后成立了有民族、城管、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动的民族工作协调机构。部分城市还建立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联合管理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为维护全省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讲,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还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的要求。

1、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适应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有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现有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条文大多是原则性的规范语言,缺乏明确的执法主体,在执行过程中也缺乏保障机制,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面临法律上的困境。尽管一些城市出台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但是地方性法规缺乏法律的支撑,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涉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需要有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对此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显得尤为重要。如制定《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条例》,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务工、经商、服务、管理方面纳入法制轨道,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有法可循、依法行政。

2、部门、地区之间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涉及到治安、户籍、就业、住房、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税收、工商行政、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各个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体制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工作中缺乏信息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当前,虽然很多城市建立了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跨部门合作机制,有的还建立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跨地区合作机制,并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机制目前还很不完善,关键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权力过于分散,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将这个机构有机的组织起来。

3、管理理念和手段相对落后。目前在一些城市中还存在着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认识上的误区,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对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重点仍放在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上,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这种管理把注意力放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否有序流动的组织管理问题上,仍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当作城市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来对待。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一些城市存在着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方式粗暴的问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动辄就是罚款、没收货物,从而忽视了提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时所应有的必要服务。

4、服务意识仍然比较淡薄。不少地方的城管、公安部门负责人,还很大范围存在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同违法犯罪、强买强卖、打架斗殴、酒后滋事相联系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意识下,他们天然的就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看成是治安管理的对象,依法打击的对象。虽然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出台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加强服务管理的意见,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主要的是集中在民族工作部门的层面上,其他部门并没有把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上议事日程,他们仍然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时给他们找麻烦,是给社会找麻烦。在这种形势下,要讲求服务,提倡树立服务意识,根本就是不可能。因此,要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首先要解决城市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问题。

5、对少数民族特殊性缺乏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相对于城市居民,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个少数民族和藏族,特色更加鲜明,当然,做好工作的难度也就更大。当前,仍然有一些部门和干部,主要是非民族工作部门和非民族工作干部,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了解不够,尊重不够。不少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执法人员对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认识不足、尊重不足引发的。

五、正确处理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的交流和交往会越来越频繁,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面对各种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

(一)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处理一切矛盾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建设,用法律规范民族关系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民族工作的深刻变化和发展,以及面临的复杂形势和挑战,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需要从法规建设入手,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法制化。从当前情况看,涉及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十分欠缺,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法律支持度很有限。城市民族工作法制建设还相对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进行全面的规范,并特别强调必须依法保护外来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积极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积极开展普法工作,使各族群众知法、守法、懂法,自觉增强法制观念。

1、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权利。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权利,首先要保障他们的平等就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虽有明确规定劳动者不因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但各地还应就实际情况出台适应本地区的涉及平等就业和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等领域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如《少数民族就业促进法》、《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权益保障条例》等等,更好地保障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权和生存权。其次是在保障进城经商少数民族平等经营权的同时,对经商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刚刚进入城市从事经商活动的少数民族,对当地治安、工商管理制度等可能不太熟悉,政府相关部门在依法进行管理的同时,应根据民族经营的特点给予政策上的照顾。

2、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权利。民族法制化建设还体现在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法规方面。禁止广播、电视、书籍等文化传播媒体上出现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的内容。立法保障少数民族的饮食、殡葬习惯。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地方性法规制订、修改、执行起来都很困难,达不到应有的法律效用。因此,国家应尽快制订出台《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少数民族殡葬管理办法》等上位法,方便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地方性法规,对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3、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工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自农村,由于城市和农村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别,在初入城市时,城市市民较高的生活水平与刚进城相对艰难生活的巨大反差和对比,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甚至感到精神压抑,无所适从,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就会产生民族情绪,引起民族矛盾,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少数民族走上犯罪的道路。法律援助机构应针对此类问题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及时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少数民族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应当设立外来少数民族法制宣传站,建起“法律之家”,为其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努力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和避免治安和刑事案件的发生。

4、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法制教育。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强法制意识,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树立“经商打工必须守法,正常管理应当服从”的观念,自觉遵守城市相关规章制度,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二)着力打造四个平台

1、网络信息平台。建立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组织网络,着重抓好“纵”“横”两条线。纵线由区民宗局和街道民族工作人员组成,做到层层有人抓有人管;横线以少数民族联谊会为平台,以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企业、学校、社区以及各清真网点、清真寺等基层窗口的联络员为骨干,协助做好民族工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分级负责、上下协调,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城市民族工作组织网络。与组织网络相呼应,建立覆盖广泛、反应快捷、畅达准确的城市民族工作信息网络。

2、社区基础平台。充分认识社区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基础地位,重点做好社区民族工作。加强对社区民族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社区、居民楼(院)等各基层窗口联络员的作用,主动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民生需求,帮助解决生活、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困难。抓好台账资料统计,健全和完善辖区内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贫困家庭、下岗失业少数民族人口、清真食品生产销售网点等统计资料,区民宗局掌控全区各台账基本数据,各街道、社区要掌握台账的详细情况。

3、民族联谊平台。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街道、社区要依法成立少数民族社团等形式的联谊组织,积极引导工作开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社团在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民族政策、推动团结进步,反映社情民意、联系少数民族,弘扬优秀文化、发现培养人才,组织沟通协调、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拓展城市民族工作空间。通过少数民族社团等联谊组织,把少数民族各类人才、各方代表人士吸纳和团结起来,开展经常性的民族联谊、文化交流和社会公益活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通过成立伊斯兰教协会等社团组织,做好外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工作,广泛团结、主动吸纳有较高素质的人士加入民族、宗教社团,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民族联谊,协助政府处理涉及外来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

4、服务管理平台。结合网络信息平台、社区基础平台建设,为少数民族特别是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民生信息等服务。通过司法部门设立法律援助中心、开通民族工作服务热线、向少数民族发放联系卡等做法,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民生服务平台。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满足各少数民族合理的精神文化需求。争取政策扶持,合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工、供应网点,满足少数民族生活需求。依法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满足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对具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妥善安排公共墓地,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殡葬管理。

(三)建立健全七个机制

1、组织领导机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各项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必须健全和完善党委政府领导、民族部门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参与,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民族工作领导机制。建立并及时调整民族工作领导小组,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街道要成立民族事务协调委员会,建立定期会议制度、重大问题协调协商制度、要情信息通报制度、工作落实责任制度等,保障组织领导机构有效运行。

2、宣传教育机制。推进齐抓共管、各司其责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机制建设。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在广大学生中扎实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切实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以党校为平台,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党政机关、公务人员扎实开展民族政策、理论教育活动,切实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以重点社区为基础,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少数民族社团的作用,利用国家节假日、重大纪念活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面向基层群众扎实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创建表彰机制。进一步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紧紧围绕民族团结进步这一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以社区为重点,以民族居、企业、学校为补充,有重点地培养城市民族工作先进典型,打造城市民族工作示范窗口。进一步完善民族团结进步激励机制,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营造全社会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4、矛盾排查机制。一是强化定期排查制度。开展经常性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可能引发涉及民族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把不稳定因素发现在基层,解决在未萌状态;二是完善信访处置制度。高度重视涉及少数民族信访工作,明确职责,规范程序,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协调机制,提高接访和矛盾调处能力。三是坚持定期研判制度。对排查出的涉及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深入研究,准确判断,对于敏感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四是建立及时报告制度。对排查和研判出来的问题,以及涉及民族关系的事件,及时上报,决不允许瞒报、延报。

5、应急处置机制。一是工作方案和预案。进一步制定完善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应急预案,预案应体现快速反应、控制事态、准确定性、妥善处置、处理善后等方面要求。二是控制事态。建立一支由民族、公安、城管、工商等部门以及民族、宗教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快速反应队伍,确保发生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组织最得力的人员到达最关键的部位,准确定性,及时化解,控制事态。三是依法处置。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都要坚决依法处理。讲政策,始终把握和坚持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讲方法,避免方法策略失当导致事态扩大,矛盾升级。

6、协调联动机制。一是横向协调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族、公安、城管、工商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做到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问题。二是上下联动制度。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之间,要确保信息畅通,上下协调,指导有力,工作高效。三是区域协作制度。相邻街道、社区之间要建立区域协作制度,对跨行政区域的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协调,遇到突发事件,及时通报对方,协助做好工作,有效制止串联、声援等活动,防止发生连锁反应。四是流出地流入地协作共管制度。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的流出地建立协作共管机制,共同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

7、联谊走访机制。一是社团联谊制度。要根据情况建立有利于民族工作的少数民族社团,定期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各级少数民族社团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殊作用。二是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联谊制度。重点组织好活跃在经济、教育、艺术、宗教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联谊活动,发挥他们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民族关系调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宗教活动场所联谊制度。重点发挥清真寺在联系外来穆斯林群众的特殊作用,协助做好流动人口登记服务管理工作。四是定期座谈和重大节假日走访制度。结合重大节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召开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座谈会,走访慰问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困难家庭,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到少数民族群众中。

8、监督检查机制。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文件精神,把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依法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作为监督检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城市民族工作考核机制,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各镇、街道年度政绩考核之中,通过考核,强化工作责任,推动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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